1944年，处于抗日战争后期，面临灭亡的日本法西斯还在不断垂死挣扎。我们家乡附近的村庄还有许多炮楼，日本鬼子经常出来作恶，侵扰百姓。就在那年夏天，我上了抗日小学。
教室是两间破旧的民房。上课了，一位怀抱课本的老先生走来。他姓尹，穿着简朴，戴一副老花镜。他一进门就亲自把书发给每个人，用慈祥的目光看着大家说：“同学们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课本。”
我第一天上学，第一次听说拿到的书叫课本，心里非常高兴。课本是用灰白色的粗糙草纸装订成的，样子近似正方形，没有现在课本的规范尺码，书皮很软，封面只有“国语”两个字，书内没有插图画页，每页上都是单调的油印黑字。当时大家都称它为冀南的“边区课本”。
教师讲课了，先在木制的小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，耐心地领着我们大声念，又教我们在石板上练习写。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个“人”字。老师又在黑板上写出“我是一个中国人”，六个苍劲大字，几乎填满了整个黑板。他态度严肃，声音深沉而洪亮地领读着“我是一个中国人”，又反复领读好几遍“人，我是一个中国人”。然后，老师让我们掀开课本看第一课，映入眼帘的还是那几个大字：“人，我是一个中国人”，只是显得更为庄重、严肃、有力。老师对这句话还讲了一番道理。
往后的日子，在老师的教育下，我们陆续学了第二课、第三课……“打日本，打日本，全国军民要齐心”；“总动员，总动员，有力的出力，有钱的出钱。”读这些课文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发出一种说不清的朦胧意识，觉得日本鬼子欺侮我们，非常可恨。
这就是我童年第一次见到的课本，也是我刚上小学时的唯一课本。它使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成为一名开始识字懂事的学生。再加上当时物资匮乏，得到一个课本很不容易，因此备加珍惜。我没有书包，每天上下学都要把课本平平展展地夹在腋下，有时还端端正正地托在手中，惟恐折损，甚至梦中还惦记着。课本在我心目中，成了最珍贵的宝贝。
一天上午，我们正上课，老师在黑板上刚写下“打日本”几个字，忽然从外面传来鬼子进村的消息。顿时教室里的气氛紧张起来。
“打倒小日本！”一个男同学挥动小拳头大喊。
“我们打鬼子去！”有的同学马上响应。
有一女同学惊慌害怕，吓得要哭，想往外跑。我心里也很紧张，不知怎样才好。这时老师沉着地说：“同学们，不要慌，不要怕，赶快离开教室，找个地方，躲藏起来。”
匆忙之际，我和同学们都没忘记保护课本。大家都急着找安全地方，有的到树下，有的去房后，我则找了一个墙角，用小手匆匆挖了一个小土坑，把课本平平地放下，轻轻地埋上土，自己就蹲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守卫着。
这时院里很静，我的脑海里却不断地闪动着———鬼子活埋人的惨状，放毒气熏村民的情景，逼迫那老奶奶头顶两块大土坯跪着爬行……
待了好一阵子，鬼子离村的消息传来。我才又赶快取出课本。
50多年了，那个曾给过我启蒙教育的课本，早已没有踪迹。但它那“人，我是一个中国人”的庄严字体，至今还非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它的粗糙、简陋，甚至比不上今天小学生丢弃的草稿纸。然而这本土里土气的书，确确实实是我的课本。从它开始，我学会了读书识字，我懂得了我是一个“人”、“一个中国人”的道理。也由此开始，我一步步地从小学到中学，一直走到大学，终于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。之后，我又像当年教我的老师一样，拿起课本，走上讲台教学生，教了一辈子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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